绿色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其核心在于实现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有机平衡关系，并推动经济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在这里高质量一词给出的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有机平衡关系绝不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而是在较高效率基础上实现的平衡。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来看，也就是我们只可以往曲线的右边（即从上坡到下坡）前进，而决不能走倒退路，更决不能回到曲线的原始起点。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福利的恶化，才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追求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也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可能出现退几步进一步或退一步进几步的各种情况，相对于长期稳定向好的势头而言，这一些状况其实都是正常的。

  那么，当前在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背景下，可以让我们探究的是，受环境与经济两侧变化的同时影响，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关系出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及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应对这样的变化？

  根据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目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污染防治持续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生态环境总体改善。”也就是说，就2019年的总体情况看来，环境与经济两端实现了齐头并进的稳定发展形态趋势。这表明，经过持续努力，绿色发展的策略已经逐步取得成效，环境与经济的严重失衡关系已得到扭转。

  这一点在新冠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发展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在此关键时刻，假如没有过去几年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那么恢复经济可能将面临更加大的困难。就此而言，之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在国内疫情过后快速复工复产，不仅仅取决于各种货币财政金融政策，同时也离不开环境与经济之间更和谐的平衡关系，正是这样的有机平衡关系为我们推动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严重失衡得到缓解的同时，环境与经济之间任旧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个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环境与经济的比价关系没有调整到位。所谓调整到位，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要素的流动。比如资本要素，在生态环境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是不是可以实现基本的均衡性流动，即两个部门的回报率基本一致。除去最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那些环境治理领域外，市场中的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之间目前显然不仅没有实现均衡，而且还存在很大落差，导致资本出现单向流动。其原因主要在于绿色产品的生产效率还远远未达到非绿色产品的水平，体现在长期资金市场上，资本自然就偏好生产效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呢？这一方面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无疑可以归因于某些市场不完全的因素，比如，缺乏绿色的标准体系、信息不对称、绿色诚信水平不高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难题。这也恰恰就是生态环境短板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所在。

  但短期看，经过长期治理，生态环境领域将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而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在承受较大的压力。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迫切地需要，今年又受到疫情影响。与此同时，还不得不面临就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底线约束。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我国目前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不定增长目标，减缓来自各方面约束的压力；另一方面，全面刺激经济，推动中小微企业的全面复苏，包括在线经济、居家经济、地摊经济等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

  经济释放压力的结果将传导至环境端，如疫情过后，如果出现报复性的生产和消费，环境端将承受较大的排放压力和资源利用压力。怎么样处理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新增排放，比如地摊经济可能会产生大气污染以及水污染等问题？任其排放、取缔排放显然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在推进地摊经济等新兴经济产业的同时，通过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实现其绿色的转型。

  要正视经济恢复过程中排放增多的客观现实，但也不能就此而放之任之，甚至为这些排放“保驾护航”，我们决不能再回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而应积极开展政策创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据笔者观察，地摊经济在国际大都市，包括纽约、伦敦、柏林等地都较为普遍，但并未给城市造成较大的环境负担。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做必要的有效环境综合管理和治理，而且是持之以恒的有效治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较好地处理当下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这个变化趋势，实现两者的相对平衡关系，持续推进绿色发展进程。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