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征程，以变局开新局。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召开，部署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聚焦经济建设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发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等新信号。

  当前，逐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仍有坚定的信心应对和解决内外部环境变化引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国家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坏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改变，要增强对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而且凸显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足、政策空间大、政策手段有力等逆周期调控特征。这一些因素都为明年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是我们坚定信心的动力来源。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何需要谋划？“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在行动之前，认真思考并作出谋划至关重要。财税体制改革历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事关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居民等诸多方面的利益格局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重大改革提供必要财力支持，发挥着铺路搭桥的作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布局要牢牢把握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体现“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性。

  具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关注财力分配、事权划分、转移支付三方面重点内容。

  在财力分配方面，在多级政府框架下，完善的政府间税收收入划分方式，是不同层级政府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非消极作用的重要前提。未来可以将重点放在平衡与优化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体系上，依据地方建设需求与地区资源真实的情况，丰富地方税征税的方法，设立地方主体税种，激发地方政府税收活力，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平衡。

  在事权划分方面，财政事权是政治学中的“事权”和财政学中的“财政管理活动”的连接点，其划分不应受支出责任、财力等现实因素影响，应结合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现状，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如受益范围、信息复杂程度、行政成本等因素，划分为中央财政事权、地方财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同时尽可能规范并减少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在转移支付方面，当前我国以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为主，横向转移支付往往被定位为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体系的补充，各级政府对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横向转移支付作用的充分的发挥。因此，应在实践中将横向转移支付的运行设计上升为制度安排，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实现横向转移支付中各主体共赢，体现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公平性、权威性、激励性原则。依托现代财税金融体系 建立跨周期预算平衡机制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同时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我国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已基本建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分析赤字问题的视角较为局限，对于财政政策空间的运用仍不够充分。由于经济周期并不简单以“年度”作为周期，赤字的出现往往也就不是一年内超支的简单问题，更可能是政府支出结构、税收体系建设、经济发展结构问题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仅关注当年赤字数额，容易忽略赤字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制定的片面性，不利于财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应当革新赤字观念、用好政策工具。一是弱化财政赤字的“年度”概念，将政策视野拓展到中长期，通过实施跨期预算平衡机制，更好地发挥财政功能，在跨周期调节中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二是牢牢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金融工具之间的深度协调配合，通过财政政策工具的创新设计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在资金补充、风险分担和强化激励等方面积极作为，以政策“组合拳”推动财政支出科学性与精准性的提升，以财政杠杆引入金融“活水”，充分的发挥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联动效应。

  会议要求，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这是扩大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益的举措。

  当前，我国通过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的局面。然而，举债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优质投资标的不足，项目收益存在较动和不确定性，债券的期限结构与地方现金流实力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错配。总体上，政府债券发行使用的总体效率还需提高，实物工作量还需加速形成，债券的杠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因此，应当重点聚焦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提升问题，依托政府债务扩展财政空间。一是加快资金下达的速度，在确保项目品质、工程质量及配套要求的前提下，快速形成工作量，切实确保债券项目迅速落地，形成消费动力，产生就业实效，切实避免“到位快、落地难、效益缓”情况的发生。二是兼顾存量债务的结构优化和新增债务的有序扩张问题。以整体经济目标为重，在短期内注重政府性债务的风险防范与化解。必要时，央行能够最终靠补充流动性的方式给予政府资金支持，同时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置换等市场化方式化解债务风险，以时间换空间。长久来看，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项目管理并优化债务发行结构，充分的利用现有的举债空间，逐步实现债务向资产的高效转化。三是加强国债和地方债资金使用的全流程监控，通过专门化的资金监管方案和常态化的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工作格局，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将债券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积极财政政策时，提出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学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通过实施差别化的优惠政策，结构性减税降费举措带领企业投资特定行业，达到调节产业体系的目的。未来，应持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首先，减轻制造业等核心产业税负，培育创新激励链条。一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在研发环节，提升公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激活企业创新动力；在成果转化环节，可逐步降低或免除企业技术转让所得税适用税率，加速成果转化，同时鼓励技术转让与合作，促进行业间知识与技术分享，共同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增强现代产业在融资方面的减税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资本流入现代产业的研发与生产领域。

  其次，调整税负结构，降低行业间接税比重。一是要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产业间抵扣差异，避免中间投入价格扭曲与行业资源错配。二是减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并逐步向消费者转移，推动消费提质和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产销循环。

  最后，着重强调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一方面，针对减税降费政策项目多、涉及行业广、适用主体差异大的特点，开展全流程、递进式的政策推送工作，实现税惠红利直达快享。另一方面，关注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制定“一政策一方案”。针对“卡脖子”难题，加大对于科技型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以财税力量助力科研攻关和先进制造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