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指出，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妇女事业发展，推动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女性公益慈善事业作为我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间，取得了哪些成就？呈现哪些主要特征？又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又是怎样的？带着这样一些问题，《她公益》采访了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简称“妇基会”）理事、家庭教育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宋宗合。
宋宗合：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还是从公益慈善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我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我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就是由全国妇联于1981年发起成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也是基于女性视角关注女童项目为核心的基金会。其他几个国字头的基金会也都是在这几年成立的，比如在1982年5月成立的宋庆龄基金会、1984年3月成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基金会的开始，但基本都是参考西方的做法，所以，我称此阶段为“慈善参考时代”。
1995年9月4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将“性别主流化”确立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机制。这不但成为中国女性公益发源的契机，也是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1995年之前，在中国，人们还不太了解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世界妇女大会让人们开始知道和了解非政府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妇联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的咨商地位”。
在世界妇女大会后的几年间，在中国的国际NGO、政府NGO以及草根NGO如雨后春笋般蒸蒸日上起来，当然包括大量的女性NGO。国字头的基金会都是政府NGO。一直到2005年第一届中华慈善奖设立，我称之为“慈善开放时代”。
2005年，民政部主办设立“中华慈善奖”，这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的最高政府奖，开始评选表彰在我国公益慈善领域事迹突出或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个人、机构和项目。此阶段我称之为“扬善时代”。在第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里，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个项目都名列其中，像希望工程、母亲水窖、春蕾计划、新长城项目等，大概15个。这一些品牌项目起到了标杆作用，其他公益组织纷纷模仿，这使得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划分才得以清晰。
第四个阶段，从2016年《慈善法》出台到现在，我称之为“理性时代”，虽然现在还不怎么理性，往前要走的路还很远。
所以，从1981年第一家基金会成立至今，我国公益慈善发展的历史已经40多年了，也是我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4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其实是整个公益慈善发展的延续。
马广志：这样来看，女性公益这十年都处于“理性时代”，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宋宗合：在此阶段，雨林化、多层次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出现了，包括免登团体，国字头基金会，草根组织，以及社工机构、志愿者团队等处在一个生态并行的阶段。同时，中国的慈善资源供给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从纯粹依赖境外机构到非公有制企业成为捐赠的脊梁，再到政府开始购买服务，整个发展脉络其实是参照西方的模式，就是“三驾马车”，首先是吸引政府的购买服务，第二是靠社会募捐，第三是跟市场衔接。有了这三方面的资源供给，才供养了这么多公益慈善组织能够稳定运营。
但是，这些资源的总量这么多年并没有多大变化，一直平均在每年1500亿左右的水平。这么有限的资源，慈善组织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这些组织之间就必然存在竞合关系，内卷。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头部20家基金会占到了整个捐赠资源的百分之五六十。当然，在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大公司往往占据更多的资源。
这种情况下，我注意到一些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营思路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热情地参与到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既满足社会需求，又要能够生存发展，作为一个“新物种”在探索前行。
作为资源供给主体的企业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再是政府一倡导就捐，从盲从到现在更具理性化，并成为一种“战略公益”，使自己的价值理念得到表达和实现。
政府也在成长，一方面修订《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进行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的不信任到信任，社会需求变化后又产生怀疑、观望，再到购买。西方政府购买也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就要考虑，如何在这种政府思维轮回中找到一个契机，尽可能多地争取政府资源。而且，现在因为疫情原因，经济下滑，政府购买服务的量减少了。另一方面，政府其实也对社会组织的效率产生了怀疑，花了那么多钱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也就是说，这三方主体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无声”的主体，就是受益人，他们到底有咋样的变化？实际上，中国公益慈善运营这么多年，对于成果以及受益人的诉求的关注度还是不够。
宋宗合：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能够把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定义确定下来，并逐渐清晰化，跟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并列。我认为这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最大的贡献，而不是为整个经济发展贡献了多少GDP，每年一千多亿元的捐赠总量太微不足道了。
因此，公益慈善组织要慢慢地认识到自身的定位。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公益慈善是社会保障的补充，但现在实际上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同时还参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我们讲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但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也都有公益慈善的身影，它实际是三次分配的融合。
具体来说，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前一个时期，比如“希望工程”项目和“母亲水窖”项目分别对基础教育和用水安全的公共服务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成了相关规划的产生。公益慈善组织在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层面起到了先锋性作用。
这些公益项目发现了某个领域的重大社会问题，通过个人的公益实践，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实际上，“两不愁、三保障”和农村安全饮水这六方面大都是公益慈善组织发挥了一些先锋实验作用，促进了政府相关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
现在脱贫攻坚取得了胜利，中国将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组织的使命还需要夯实那些比较弱的公共服务，虽然起到的更是一种补充作用。
其次，由于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倡导和动员，发挥了社会链接作用，企业贡献了自己的资源。通过这种链接，市场主体对社会问题的认同感增加了，社会责任意识也增强了。所以，从市场参与社会的视角来看，是从一种“盲目状态”到了一种“责任状态”，从一个懵懂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完备的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的参与者。
最后，在社会治理层面，公益慈善组织还奠定了自己作为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从起初对个体的关怀到现在整个社会力量的协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阶。
宋宗合：母亲水窖。从2005年的“中华慈善奖”可以看出来，当时不管是媒体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受助人的范围和规模，“希望工程”和“母亲水窖”是两个公认的公益项目，我称之为公益品牌的“双子星”，这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运作这么多年最成功的两个公益项目。
宋宗合：它最大的贡献是链接的关系的丰富性。一是链接了城乡关系，尤其是在项目开展前期，主要面向的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不但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生产水平，也对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后续新的产业的形成有很大的助力。
二是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地方的发展，与水的关系是紧紧不可分割的，既需要水的支撑和保障，也需要水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所以，母亲水窖这样一个具有自然特征的项目，很自然就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拉近了一般人的常识与客观认知的关系。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想象中西部还有人喝不上干净的水。比如，前些年我跟项目组去宁夏探访，看到有个水坑，上面全是羊粪蛋，很多村民拿个网过滤就喝，不在那个场景，人是没法想象和体会那里的群众的用水之难。
还有就是用水安全问题，有些地方也非常严重。我跟妇基会去过陕西的三边地区，即定边、安边、靖边，有些地方的水看起来是无色无味的，但氟含量很高，人喝了那水之后，牙是黄的，还会得佝偻病，腿也是弯的。这完全超出很多人的一般认知。
还有一种，就是定建和变迁的关系。不同于希望工程，母亲水窖是一个变迁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水窖”到后来的 “集中供水”，再到后来一些地方更科学的“水柜”，母亲水窖的形态在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进行着创新。
目前，母亲水窖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的饮用水了，还做校园用水安全，庭院经济，又延伸到跟女性关联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和家庭和睦问题等，发散力特别强，非常有弹性。母亲水窖跟水利部有个合作，共同开展了 “母亲水窖”饮水安全计划，形成了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公益项目的典型范例。可以说，它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进了中国安全用水的进程。
公益慈善组织通过一个公益项目的社会实验，所形成的经验和方案，被政府拿去形成了一种制度，这使公益慈善组织从“服务贡献”上升到了“规则贡献”，或是说“制度贡献”。这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公益项目的典型特征。
宋宗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给自己定位是最难的。
在我看来，公益慈善组织处于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中间，受到两方约束。可以说，它是摇摆不定的，两方主体发生明显的变化，它就会跟着发生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公益项目大都是促进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健全，现在随着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越来越完善，甚至把准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准基本公共服务的名单都列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公益慈善组织的空间在哪里？你还怎么说自己是“补充”，你补什么？
所以，我认为公益慈善组织要在新时代寻找自我的定位，应该发挥“三位”的功能。
首先是“补位”，这还是延续原来的概念，就是如何以问题为导向发现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接着进行有效“补位”，比如在养老事业中，涉及的服务领域涵盖生活照料、心理抚慰、文化娱乐等老年人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公益慈善组织都能发挥作用。
其次是“叠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的相对水平比较低。这时候，公益慈善组织就要考虑，是否能通过叠加服务，让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得以提升。比如，大病救助规定了门诊费和住院费的报销比例，超限之外医保解决不了，公益慈善组织就可以开展相应的公益项目，比如妇基会开展的“加油木兰”女性公益保险项目，还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就是如此。
最后是“错位”，公益慈善组织要学会错开政府部门所做的事“经营”。比如，政府强调的是救急难，但是在心理援助和个案帮扶上，政府可能搞不了也搞不好，这就是公益慈善组织的空间。
这“三个位”是公益慈善组织在设计项目时，必须要考虑的。不能说政府干的就不干，政府该干的也不干，不能有对抗思维，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要知道政府有责任，市场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政府解决的是公共服务兜底的部分，市场解决的是消费关系的问题，兜底部分和消费部分的中间过渡地带，需要公益慈善组织主动参与，主动发现，进而设计公益项目。说是机会，但也是挑战，因为要精准地发现社会问题，也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挑战，是公益慈善组织在信息化时代的系统统筹能力。在信息化时代，公益慈善组织也需要“慈善算法”，比如设计项目时如何更精准地界定服务对象？如何更合理地匹配资金？采取什么样的服务工具和手段？包括执行团队问题如何避免不科学和效果难以追踪等问题。公益慈善组织在信息化时代不掌握这种“慈善算法”，那未来就会掉队，就会被慈善市场淘汰。社会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还会造成行业公信力的下降。
宋宗合：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原来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到现在是解决人民的幸福感问题，这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是非常契合的。比如，政府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政策给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和舞台。
宋宗合：我国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这种情况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发挥作用，需要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可持续发展，包括资金的可持续，运营的可持续，管理的可持续，以及人才的可持续，等等。公益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应该让自己的定位更清晰化，存在感更强。所以，如何健全资金、运营、管理、人才等这些支撑要素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是理念上要做正向促进。设计公益项目对社会应该是一种正向促进，不是养懒汉，不能造成受助人的依赖，更不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事实上，很多公益慈善组织都不重视正向促进，往往是拿了钱就做项目，至于这一个项目是促进社会进步，还是遏制社会进步，甚至是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以致造成很多问题。
第三，公益项目应该促进社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虽然这种提法比较虚，但很重要，它是跟成果关联的。公益项目给服务对象带去的不单是物质的帮扶，更多的应该是心灵的满足和安全感，让他感觉温暖，对社会充满信心，而不是仇视社会，制造社会不安定分子。
最后，公益慈善组织的空间是在“非政府”和“非市场”的中间地带，资源既可以来自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来源于市场企业的捐赠。当然，中间这个混沌状态是动态的，当公益慈善组织发现的社会问题真正变成一个市场机会的时候，那就直接走向市场了，或者这个社会问题被政府“买单”，就上升为一种政策。所以，公益慈善就是在混沌空间开疆拓土，才能玩得转，否则，你没办法独立。
总之，若能够掌握这4个趋势，我国公益慈善带来的未来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
马广志：中国妇基会是我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中的重要一员，2021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多个项目也荣获“中华慈善奖”。在你看来，妇基会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对妇基会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宋宗合：首先，观念的力量。妇基会的整个团队，从来都是一种开放的状态，一种积极拓展的状态，机构文化也是开放的、创新的文化，而且也遵循了相互协同的理念，这使得妇基会很快就从开始的行业第二梯队上升到了第一梯队。
第二，品牌积淀。妇基会团队执行力很强，做事扎实仔细，成立30年，打造“母亲”系列品牌公益项目，不断积淀，不断升华，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发展在创新，可以依据受益对象的变化调整项目方向，这使得妇基会的活力非常强。
第三，机构治理完善。妇基会的治理机构比较完善，而且是年轻化的，整个队伍自身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比较强，这就保证了妇基会在执行项目上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能够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很好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全国妇联的积极指导推动，以及各地妇联的支持和配合。全国妇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群众性和社会性，有了全国妇联的支持，妇基会的各项业务才会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和落地，并取得成效。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妇基会未来的发展，不但在整个行业引领上，而且在共同富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会做出很大的贡献。